服装厂转让,最新制衣厂转让信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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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:

今天开始,我们将开始系列专题,讲述独特的广州故事。

同样找客户的人就坐在他旁边,沿着康乐桥往西排成一队。有的举着纸板,身上披着样衣,但大多数都无人问津。

“一整天接不到单也是常态。”刘常鑫在广州开制衣厂将近20年了,去年疫情效益最差,今年可能排倒数第二。他的印象里,在康乐村,宿舍24小时有人睡觉,厂里24小时有人做工,街上24小时有人下单,可现在不是了。

清明节前,刘常鑫推掉了一个客户。“单价太低,一天下来挣不到钱,开了机器就要赔电费。”而这个订单是他这周接到的唯一的活。拒绝后,他清明节可以给自己放个假了。

但他没有,依然每天早上提着小黑板,在康乐桥东招工人,下午四五点就把小黑板反过来,去康乐桥西招客户。康乐村里的工人和厂长们管这叫“打游击”。

“万元月薪”的神话

康乐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都在康乐桥周围。桥头一家奶茶店的旁边,十几人围在一起,蹲着的和站着的抽烟聊天,他们都是找活干的工人,感慨着自己干的活不划算,打算挨到晚上等厂长来高价招零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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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3日下午的康乐桥西侧,工友和招工的都聚在桥边(朱昊宇/摄)

宿舍里,工友们自嘲在这打工的都是“深圳三和大神”,“一人干活,全家不愁”,缺钱就干,累了就睡觉打游戏。用柏德的话说,“现在市场不好订单不稳,长工不如零工来钱快”。这时,他光着身子躺在床上,用床单把自己的下铺围上一圈。

“一件几块?做多少?”柏德问。

“200件,没有次品每件5块5,明天早上四点前出货。”刘常鑫回答。

“6块成不?”柏德把那件短袖抻了回去。

“那走吧。”刘常鑫犹豫了两秒。

定肩膀,裁剪领子,缝合衣服的前后两片,柏德做完一件大约需要2分钟。“时间有点紧”,但是柏德没有再放弃。按照要求,他要在工位上连着干6个多小时,才有可能在4点前把货做完,赚到1200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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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德在工位上工作(朱昊宇/摄)

从招工、讲价到试做,整个流程下来半个小时不到。“他还算熟手,难得。”刘常鑫说着,把小黑板放在车间门口,去隔间里看成衣有没有质量问题。

在康乐村办了20年制衣厂,刘常鑫最骄傲的,就是留住了厂里的13位固定工人,他们跟着刘常鑫跟了十多年了。只有客单量大,又需要24小时内出货的时候,刘常鑫才会去招零工来补补人手。

不过柏德并没有留在厂里做长工的意思,因为他知道,长工夜里没有加班费,一旦做长工,万元月薪就没希望。刘常鑫也承认,康乐村里长工夜里加班就是一种义务,免费加班。“如果给长工加班费,这里开厂的老板迟早要跑,更不用说五险一金”,他也知道劳动法,“可这行一百个工厂里可能只有两个厂能开”,还不包括他自己。

曾经也有工人在他的工厂里拿到上万的月薪。一对夫妇一个月做了4400件衣服,平均单价大概6.3元。刘常鑫开始敲打计算器,一串数字26592弹在屏幕上。“这还是按照最低的算的,准确来说是两万八千五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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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常鑫在计算机上算出那对夫妻的工资(朱昊宇/摄)

这对夫妇最终没有在刘常鑫的工厂里继续做下去,去年回了湖北老家。刘常鑫猜测他们可能太累了。忙的时候,除了8小时的吃饭睡觉,其他时间都在干活,每个月只能休息一天。只有没货时,刘常鑫会主动让他们休息一个班,而且工人之间会错开休息。“长期做下去这是谁都受不了的,包括我自己。”刘常鑫说。

疫情也给厂子和刘常鑫自己都按了暂停键。去年3月27日,康乐村刚一复工,刘常鑫就开车从荆州回广州,他庆幸自己基本都做稳定的“内单”,卖给广州沙河、十三行和万佳的国内市场。“大塘那边做外单的就比较惨”,刘常鑫听朋友说,八成的出口外销都毁约了,小厂子不开张,工人全都卷铺盖走人。

厂里的工人,在刘常鑫回广州后几天也到位了,主力是像柏德一样的80后,90后甚至还不如70后多。每次下楼拿外卖时,他总感觉90后都去送外卖了,要么就是运快递,或者去当滴滴司机了。但他也说不出来制衣和送外卖相比有什么好,只是说“各有各的不容易,都是用时间把钱磨出来的”。

“服装行业,好像就是一种饱和的状态。”他说他没什么信心继续办厂了,更不想上进了。现在的收益虽然比疫情期间好些,但只有做一些特别的衣服才能赚多些,可他不知道什么衣服叫“特别”,只知道别人喜欢就叫“特别”。

湖北人的去与留

20年前从湖北来到康乐村的刘常鑫,也只赶上了广州服装制造业的第二个十年。90年代中大布匹市场形成,给制衣提供了原料。邻接的康乐村管理宽松、土地廉价,大量流动人口涌入,做服装加工。到2010年,平方千米大小的康乐村,已经聚集着上万家的制衣工厂。

刘常鑫记得这里务工的最初有“三大集团”——江西人、四川人和湖北人。后来江西人把工厂带回江西了,四川的去其他地方找更好的活做了。只有湖北人,尤其是荆州人,还在这里。

“与其说我们还在康乐村坚守,不如说我们事实上已经落后了”,刘常鑫扫了一眼周围的厂房,不进阳光,机器轰鸣,潮气混着布臭,没人讲话。“这种环境和工作节奏能挨几年?留下就是牺牲。”原先广州发往湖北的大巴隔日才有几班,现在路边大大小小的客运公司都全年发车。

“离开的也很多。”刘常鑫提到工人离开回湖北时,用上了挣扎的字眼。他原来的工人老乡里,有人回家开工厂了,也有人开餐馆、搞建筑,还有人改行学烘焙,目前在做蛋糕。

疫情以来,刘常鑫越来越不喜欢别人叫他老板,他只觉得自己在负责一个小工厂,甚至是小作坊,给客户打工。如果哪天不想干了,就直接转让出去,卷铺盖回老家,和普通工人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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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常鑫的服装厂(朱昊宇/摄)

如果有湖北老乡问他广州的工作,他也不建议老乡来康乐村做服装。要是他的好朋友来问,他倒不会直接说回湖北、回村里,“去其他城市开个小店,或者在广州找个其他什么工作干,都比来这里做服装强了”,他说他会这么回答。

但是真正来了的人,大多还是在这留下了。柏德坦言,如果回到5年前,自己还是会选择来到康乐村,不仅是因为身体年轻,也因为能比在湖北赚到更多。

对孩子,刘常鑫也希望他们留在广州,别回农村。刘常鑫25岁的大儿子之前在广州读书,去年回了武汉,给一个汽修美容公司打工,没再回来。刘常鑫说是自己想把他赶到武汉,去学会独立,去体验社会的艰辛,但他觉得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,没让儿子上大学。

刘常鑫想过放弃,他不知道今天做了,明天会有什么结果。虽然妻子天天劝他回湖北,但他还是要干下去,没得选择。他说他们70后最难,不会种地,农村家里种地的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,“自己五十多岁回家太早了,在外面干又有点受不了了。”何况现在康乐村面临旧改,有房产的人大多待价而沽。

清明节,刘常鑫本来有回去的意思,节前两天又放弃了,他还没找到广州哪里适合存放父母的骨灰。

“广州会把我送回湖北”

采访时,窗外突然响起火警消防车的声音,刘常鑫没有回答问题,从椅子上一激灵蹦起来,侧身把头探到窗外。等到消防车消失在康乐桥另一侧时,他叹了口气跟工友说:“又一家倒霉了。”害怕听到火警鸣声,是他20年制衣积累下的职业反应。他也曾梦见,一场火把他的所有都毁灭了。

2002年底来广州前,刘常鑫已经在外打工了十年。1992年,看了电视剧《外来妹》,他也跟着打工潮坐火车南下。车站买不到票,就从票贩子手里收。出了广州火车站,再坐大巴到深圳的布吉镇,他在那里给别人打地基,刘常鑫说在农村这个叫“挖墙脚”。

可非典就在那年年底暴发了。刘常鑫感冒了两周,工厂也两周没有开张,“每天就睡在车间里靠窗通风的地方,趴在地上动都不动。”后来,他才鼓起勇气去鹭江疾控中心抽血检查,没有感染。去年疫情,他留在湖北荆州老家,距离武汉两小时车程,新冠确诊人数略高于浙江省。“不赚钱不行,但健康和生活质量更重要。”刘常鑫感觉自己已经没了非典时的血气方刚,虽然头发是黑的,但心里白发苍苍。

两年前,刘常鑫才从住了18年的厂房里搬出来,和妻女到康乐桥边的一间二手房里住。厂房楼下是珠宝店和百货超市,白天是销售的喊叫,到晚上音响就放抖音神曲,想在这好好睡觉是一种奢望。让刘常鑫下定决心的,还有厂房的空气。年轻时没感觉,现在他看到灰尘都怕,感觉这空气从别人口里吐出来,自己再吸进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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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男子在中大布匹市场前的招聘屋中拍照(朱昊宇/摄)

搬新家一事上,刘常鑫没声张,甚至不大愿意邀朋友来。因为当年和他一起办厂的人早已住进了小区房。“隔壁逸景翠园的房价,我看着它从五六千一平米,涨到四万多。”刘常鑫还记得,当年和两个朋友斗地主到半夜三点,散伙时朋友说“去逸景翠园买房子咯,常鑫你去不去?”他一口拒绝,想着有钱了回家自己盖一栋房子。如今他后悔了。“我现在奋斗也好,不奋斗也好,还不如当初一咬牙买套房子”。

虽然住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康乐村,和工人一样,刘常鑫并没有真正在广州站稳脚跟。除了去番禺交货,刘常鑫几乎都在康乐村里,甚至没有去广州其他地方逛逛,他只知道,很多外地游客都去上下九去玩,“十三行的一些散货就在那卖,十几二十块一件的那种”。

这座城市留给刘常鑫的记忆,大多和制衣有关,但他依然说,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广州。

“我想留在广州,但现实是残酷的,它会把我送回湖北。”

说罢,刘常鑫又点起了一根细烟。

(应采访对象要求,刘常鑫、柏德为化名)

特约撰稿朱昊宇

春节过后,迎来了各大工厂的开工潮,最近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制衣村里,出现了一个招工“怪象”:制衣厂的老板们拿着样品布料,站在街道两侧,等候工人的挑选,有的老板举着手写的牌子:“月薪8000-15000”,有的老板拿着喇叭在大喊:“急招人,包吃包住,月薪过万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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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凤是附近的一家制衣厂小老板,王凤表示,前几年春节不愁没人,但是这两年,前来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少了,今年老板比前来找工作的工人还多,如今月薪过万,还是招工遇冷。

如今工厂里有一万件衣服需要赶工,但是8天过去了,就招到一个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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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前是老板挑工人,现在是工人挑老板,广州制衣厂这个奇怪的现象,为何会出现呢?为何月薪过万都招不到人呢?

身边不少农民工朋友们,看到这个现象后表示:全都是套路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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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路一、月薪过万是别人的

农民工老蒋干了10年制衣厂,去了广州,去了中山,哪里工资高,老蒋就去哪里,去年还在广州制衣厂工作的老蒋表示,月薪过万只是个传说。

老蒋表示,很多制衣厂老板举着月薪过万的招工牌子,但其实你进去后,就被套路了,这里的月薪过万,并不是说你的月薪过万,而是工厂里干了10年的老师傅月薪过万。

你作为一个新人进去,制衣厂都是计件工资,每天干24小时,一个月不休息,最多也只有5000元

月薪过万并不是你的,那是别人的,你找老板理论,老板会跟你说,等你干10年后,也可以拿到一万块。

看着薪资待遇很高,但其实懂的人都知道,这只是个传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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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路二、早在老板的计划之内

自己的员工能够拿到多少工资,最高的工资是多少?这些事情其实老板早就计划好了,在制定计件单价的时候老板就已经算好了,每一件衣服的利润,老板也早就算好了。

你能够拿到的薪资,早就在老板的计划之内,如果这个制衣厂人人月薪过万,除非老板是只想花钱,不想赚钱的王多鱼。

除了计件单价老板可以自行调整以外,大的制衣厂,规章制度更多,相应的罚款也更多,衣服品控更加严格,一不小心就让你来个返工,一个星期就白忙活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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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农民工朋友们表示,年年都有这样的新闻出来,如果真的有一万块的薪资,还会招不到人,早就被工厂老板的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和老乡朋友给挤满了,还会轮到去街上找陌生人。

也有农民朋友们表示,天下不会掉馅饼,老板也不是慈善家,大家都不傻,看看就好,千万不要当真。

对此,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招工怪象的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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